沈晖:在墨尔本大学访问汉学家孟华玲

©原创   2018-08-10 11:54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文系Manwaring(中文名孟华玲) 女士,是一位从事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汉学家。她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从该校中文系毕业后,就在中文系一面教授中1970文,一面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40多年来一直对中国现代作家发生浓厚的研究兴趣。

21岁的孟华玲第一次来到中国(1968年摄于广州)

自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她多次来中国进修中文并访问(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她曾到过广州、北京、南京、上海、合肥等城市,访问过北京的冰心、萧乾等著名作家。1991年8月又远赴美国旧金山访问85岁的“女兵作家谢冰莹”,同年12月又飞至台湾,访问已95岁的老作家苏雪林和83岁的林海音。

今年5月6日至14日,我专程来到澳洲风景美丽的墨尔本市,会见分别已20多年的孟华玲(她1996年秋天曾来合肥访问)先生。我在与她相处的短暂的几天里,对她进行了三次的畅所欲言的交流与采访。现将访谈整理成文,从中可以了解她一生热爱中国的深厚情谊以及她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心路历程。

作者与孟华玲在墨大校园

第一次访问  时间:2018年6月7日  

地点:墨尔本大学

沈:刚才你带我参观了墨大校园,虽是秋天,但因此地处于南半球,仍然看到到校园里绿草如茵,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尤其是墨大校园标志性建筑——古老的钟楼,古色古香,让人仿佛置身于英伦三岛的大本钟下,感觉到非常古典,同时也洋溢着一种雅致的美。

孟: 我60年代在墨大读书时,校园比现在要美丽得多!近年随着墨大学科、学院不断增加,移民与留学生逐年增长,教学楼不够了,正在扩建。你看到校园里现在还在不断的施工和建设,拆了不少老建筑,侵占了好多绿地,真是太可惜!

沈:墨大现在有多少学生?

孟:我没有确切数字告诉你。因为我已退休多年,不知道究竟现在墨大有多少学生。我念大学的时候,墨大有四万多学生。现在墨大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海外留学生,其他的是本地学生。中国留学生也很多。

沈:你的祖辈也是移民吗?

孟:是的。我的曾祖父来自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他原打算到澳洲干几年,赚一点钱再回去。后来他没想到澳洲生活比英国好得多,就决定不回去了。2006年我特地到英格兰寻根,竟然还找到当年曾祖父曾住过的房子,是很小很小的两间房子。我祖母的外祖父母是从爱尔兰来澳洲的。像我们家这样,从祖辈就来到澳大利亚的家庭有很多。

沈:我们刚才到亚洲学院图书馆参观,令我想不到的是,该馆藏书极其丰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全集、选集都能随手在书架上取阅,如钱钟书、朱光潜、朱湘、张爱玲的全集,台湾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的著作也有。我还发现一本精装的《安徽省地图集》与《苏州旧住宅》,可见这里的图书种类应有尽有。

孟:你今天看到的仅仅是图书馆藏书的一小部分。我以前在亚洲学院工作时,图书种类比现在多得多。现在因图书馆刚刚搬迁到这里,许多书都找不到了,比如苏雪林各个时期(注:在大陆及台湾出版)的作品集子,原来有二三十种,刚才我用电脑检索一下,你也看到了,仅仅只找到三种。

沈: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我们这个社会是很信奉实利主义的,我们的政府重视的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逐渐少了,这就不能不受到影响——比如图书馆的建设与采购图书的数量。现在政府跟社会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毕业以后能找到工作,而不是把培育他们获得知识和修养放在首位。这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给大学投入的钱越来越少。结果就造成:学校就只重视给学生开设很多的课,而且精打计算开课的成本,比方说开历史课花钱很便宜,而开外文课花钱就多。学校越来越希望增加留学生的数量,因为留学生多,收的学费就多。

沈:其实这种现象何止是墨大存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大学也是同墨大一样,也在校园里“拆旧换新”搞建设,也在老校区扩容,还一窝蜂地都在建“新校区”,把教育当作产业来赚钱。看来商业化的办学方向,为了赚钱,片面追求入学率,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熏陶是共性的话题——当今中外大学办学理念,竟然是如出一辙的!

墨大校园标志性建筑钟楼

沈:谈谈你为什么把学中文教中文,后来又去研究中国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当作一生的事业。

孟:哦,这个问题说起来有几个过程,先从中学说起吧。我中学是在教会女中读的,那时学了一点法文和拉丁文,也学了简略的世界历史。在我中学阶段,那时老师对我们讲的是中国辛亥革命,讲孙中山、国民党和共产党,也讲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真正到我念大学时,才逐步了解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沈:这样看来,似乎你中学时代就对以后学中文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这样说可以吗?

孟:你可以这样认为。我原来打算在大学念法文和拉丁文。到了我考进墨尔本大学后,要面临选课的问题。墨大那个时候教的语言多极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瑞典文、俄文、印尼文等等。我翻了一下开设的课程表以后,我觉得中文是最有意思的,我因为喜欢中国历史,就选择了学中文这门课。大学一年级时(我们当时有六人学中文),每周有6节中文课,老师规定我们一个星期每人要学会30个汉字,而且是繁体字,要会写会读,还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够难的吧。到了二年级,我们阅读的是鲁迅、巴金、冰心和胡适的作品。三年级时,我们阅读的是鲁迅、茅盾、老舍跟毛泽东的作品。三年级还有一节报刊阅读课,教我们认识简体字,教材就是阅读《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这时候困难来了,遇到不认识字越来越多,有的字词出现在你的面前,我就想起来这些字词,自己曾经遇到过,也查过字典,而且查了不止一遍,查了好多遍,可我就是记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到这里时,她情不自禁地发出朗朗的笑声)!

沈:是的,对于当时你们初学者来说,学习中文不像学其它拼音文字,困难会大得多。学中文要下功夫要费时间,对许多字词还要不断的反复很多遍,多次的温习,才能记得住。中国古代读书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习中文,对于大多数以英文作母语的人来说,的确是很难很难的。刚才我们在图书馆小卖部买矿泉水时,卖矿泉水的那个女孩子(在这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听见我们俩说话,她情不自禁地对你竖起大拇指,意思是称赞你的中文说得很流利,声音又好听。

孟:哪里有。我的汉语能说到今天这个样子,还要感谢在墨大教我中文的启蒙老师金承义先生,也要感谢张再贤老师,这两位老师对我学好中文帮助很大。

沈:哦!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金老师。1996年你和戴恩斯(孟的丈夫)到合肥访问我时,我当时就很好奇,曾问到你们夫妇中文名字为什么一个姓孔,一个姓孟,我还想再听听,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孟:金老师给我们学中文的同学都起了中文名字,那是我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念中文,就应该有一个中文名字。我们都很高兴。但他也不是随便起的,是考虑了很久,针对给每个学生不同情况,起一个最合适的名字。

金承义老师从我英文名字Manwaring的发音中得到启发,起的中文名字是“孟华玲”。名字中三个音节都是开口音,又响亮也好听,其中“孟”字,又巧合是孟子的姓,“华”字,代表中华,“玲”字,也很符合中国人给女孩子起名字的习惯,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我丈夫戴恩斯(Denis)的名字是蔡祥麟先生起的。Denis是学理工的,他在联邦政府的几个部门工作过,是公务员。取“孔良政”作名字,寓意要他做一个优秀的政府官员。

沈:看来金承义老师和蔡祥麟先生为你们夫妇起的名字,既用心又是满含深意的。知道你喜欢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他们就很巧妙地把中国古代两位有名历史人物的姓氏嵌入到你们夫妇的名字中(一姓孔,一姓孟),而且孔、孟两位伟人都出生在古代的齐国,而齐国又是战国七雄之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啊。两位先生真是了不起。

孟:的确了不起。金老师是北京人,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五十年代末,胡适先生从美国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金老师还曾做过胡适先生的秘书。他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师长,已去世多年,我很怀念他。

沈:我听了你说起金老师的一些往事,明白了你中文之所以能说得这么好,是因为你有幸遇到了一位北京人,而且是有满腹诗书的好老师,让你从一开始认字发音,就以纯正的北京话来学习汉字,所以你现在说起中文来,发音纯正,音调准确,丝毫没有所谓的“外国腔调”。

孟:你太过奖了。真不好意思。

沈:这让我突然想起苏雪林先生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启蒙阶段,比如认字识字阶段,‘开口奶’一定要吃好。”所谓“开口奶”,指的是初学阶段,路子一点要正。她晚年就经常抱怨自己童年在乡村家塾开蒙时,没有遇到好老师,跟一位粗通文墨的教书先生(苏称他是“别字先生”),教书不查字典,教学生念了许多别字。

比如这位先生把“虫豸”的“豸”(zhi音志)读成“虫兽”,把“寒风凛冽”的“凛”(lin)字读成“禀”(bing音炳)字,变成“寒风禀冽”。等到成年后,她自己也当了教员,才发现幼年时期跟着老师念了许多别字,后来费了很大功夫,她才把读别字的错误纠正过来。

  笔者在墨大亚洲学院采访孟华玲先生

孟:我的学习阶段还比较顺利,可我到了在墨大中文系毕业时,却遇到了我人生的一次“大选”。

沈:“大选”?什么意思?是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的竞选?

孟:哦,“大选”,我说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个人一生来说,是面临人生的一次特别特别重大的一次选择。人生的“大选”很重要。比如戴恩斯向我求婚时,就是一次“大选”,因为我要考虑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不能随便,要慎重,这是关乎两人一辈子的事情,要慎重选择,不能贸然决定。而我面临的这次“大选”——是去外交部工作呢,还是去读研究生。这次的“大选”,有可能是决定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很令人纠结的:我可以留校(做行政工作),也可以到中文系当老师,教学生中文,还可以去外交部工作。

沈 :是澳大利亚外交部吗?

孟:是的,澳大利亚外交部要招我去。那个年代(40多年前)女孩子能进入外交部做外交官,是很少有的,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放弃到外交部,我要继续学中文,要去读研究生。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外文,比如法文我学了十年(中学6年,大学4年),拉丁文学了5年,中文我已学了4年,越学越有兴趣,也越来越喜欢,我不能放弃,我要继续学习,去提高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所以我就做了“去读研究生”而放弃去外交部工作的决定,这就是决定我命运的“大选”!

沈:看来你这次“大选”,照唯心论的说法,似乎冥冥之中有上帝之手在为你指路。你的一次看似偶然、又突然来临的选择,却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让你一辈子与中文结下不解之缘,一辈子与中国文化、中国现代作家发生了那么多的关联,可不可以这样说?

孟:yes,可以这样认为。但是我当时在选择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中文竟和我一辈子工作及命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和戴恩斯结婚后,常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如果没有我那一次的“大选”,你能和我到中国吗,而且不止一次,不仅到中国大陆,还到了台湾。戴恩斯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沈:关于人生选择的重要,我深有同感。我在教现代文学课时,发现一个很不正常也令人不解的现象:苏雪林早期创作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闻名遐迩,她本人也被誉为“五四”后现代文学界“五大女性作家”,可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文科“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连她名字都没有提到。于是我决定读她的著作,越读越觉得她了不起,不仅有丰硕文学创作成果,而且有许多重量级的学术研究,这就强烈地引起了我研究她的兴趣。我在中年后选择研究苏雪林,没有想到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耗去了四十年的光阴。

孟:你当初选择,并没有想到研究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学中文也是。一开始是兴趣,是喜欢,但没有想到我一辈子的工作都要和中文打交道。

沈:原来做学术研究,就如同在雪地上滚雪球,开始雪球很小,后来越滚越大。一个人做研究时间长了,资料积累多了,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超出了你的想象,当然兴趣也就更浓了。还有一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你不断有新发现,想停也停不下来,只好就一直做下去,因为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放弃了,真的感觉到太可惜了。

大学毕业时的孟华玲(1970年)

沈: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或者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孟:我觉得我在学习中文过程中,最难忘和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台湾师范大学留学的那一年。

我1970年在墨大读研究生时,“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申请到“教育部”提供给外国留学生学习中文奖学金的项目。我在墨大幸运地申请到这笔奖学金,被墨大推荐到台湾师大留学一年,那一年我22岁,已经和戴恩斯订婚了。台湾师大国语中心对我能来台湾留学一年很重视,到师大不久,校方就为我联系到距师大不远且住房条件较好、又愿意接纳外国留学生的一位中产阶级家庭,这样我在台北留学一年期间,就住在金凯英先生家里。

金先生是会计师,东北人,妻子是全职太太,南京人。他有三个女儿,老大那年在美国留学,老二念高等专科学校,只有到周末才回家。小女儿念高三,我们年龄相差不大,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他爸爸却不允许她平时和我说英文,所以在他家的一年,我们交流都说中文。金先生的处事方式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他是处处为我着想,一心一意要提高我的中文听说能力,所以才叫小女儿平时与我用中文对话。金太太是烹调高手,变着花样做各种菜肴,让我这个吃惯西餐的外国人,天天都能享受口福,品尝到各种风味的中国饭菜。我尤其是忘不了她做的红烧肉,我特别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金太太做的葱油饼。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像她做的葱油饼那么有味道。

我现在爱吃中餐的美食,大概就是那一年住在金家,金太太吊足了我的胃口。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第二次访问  时间:2018年5月11日  

地点:孟华玲住所客厅

沈:我走进你的家,在书房、卧室、走廊、客厅、起居室,触目所见,到处都悬挂着中国字画。这些画中,有红梅雪中怒放,有牡丹春日吐芳,有长江三峡的水墨烟云,也有南国枇杷丰收的良辰美景,我数了一下,大大小小的字画有七八幅,让人仿佛置身在弥漫着中国书香的家庭中,而不是在异国他乡的墨尔本。你这么喜欢中国字画,这些书画是你收藏的还是朋友送的?

孟:那些山水花卉的中国画,都是我去中国时在各地陆续买到的,当时觉得这些水墨宣纸画,画面很美,我又特别喜欢梅花、牡丹,就买下来了,花钱也不多。我哪里懂得收藏。

沈:我在你书房看到两幅行书条屏“见贤思齐”、“贤德慈慧”,字写得很好,落款为蔡祥麟,他是你的朋友吗?

孟:呵,蔡先生和我是在北京认识的。他人很好。“见贤思齐”是赠给孔良政的,“贤德慈慧”是赠我的。

沈:我一直对古今名人的的书法感兴趣。我你走廊中看到悬挂的一幅楷书字,是张之聖先生赠你的临摹钱沣(钱南园)《晋书·隐逸传》中的一段话,另一幅在卧室中悬挂的是署名保罗(他姓高)写给你的《圣经》中一段的名言。我很想听你谈谈这两幅字是在什么机缘下得到的。

孟:署名张之聖的这幅字,就是我们墨大的张再贤(字之聖)老师写的。他在墨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为人和蔼可亲,是我最尊敬的师长。张老师是北京人,早年毕业于教会办的北京辅仁大学,后来赴美留学。张老师来澳洲以前,曾是台湾师大国语中心的主任,这幅字是他1994年中秋节送我的珍贵礼物,那年他已75岁了。

张之聖赠孟华玲的书法  

至于保罗写的圣经中的那幅字,是我刚到台湾留学时,就暂时住在张老师的朋友家——这家人姓夏,全家都是基督教徒。高保罗是他们家的一位教友,常到夏家来,自然我们也就认识了,后来他就写了一幅字送给我留做纪念。

沈:这两幅字值得纪念。我刚才在手机上检索钱沣(字南园)的资料:他是云南人,乾隆36年进士,曾入词林馆十年,他是清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一生清廉高洁,曾以楷书写了《晋书》中的一段话(注:就是写给孟华玲的这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寄寓一介书生,要追慕前贤,“涵养浩然正气”,做一个“冰清玉洁”的人。张老师临摹钱南园字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给人有神似的感觉,他写这幅字赠你,表明他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要与你共勉,都去做一个像钱南园那样品德高尚的人。不知我这样解读对不对?

孟:是的,张老师就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至于高保罗的那幅字与圣经有关,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我上学念的是天主教学校,自然而然就有信奉宗教的情结。我在台湾留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天都去新生南路天主教圣家堂望弥撒。而我当时住在夏家遇到了保罗,机缘巧合就得到他送给我的一幅字。

沈:高保罗用《圣经·约书亚记》中的这一段话,是来鼓励你要刚强勇敢,不要惊惶,做事也不要惧怕困难,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与你同在的,是你的精神支柱。你在台湾能够得到这位教友的祝福,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高保罗赠孟华玲的书法

沈:好了,谈起书画,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现在我要请您谈谈你是哪一年到北京访问冰心的?

孟:1990年秋,我到北京大学进修一段时间,住在北大勺园。有一天,北大外事处安排了我访问严老师,我向严老师说想采访冰心先生,因为我在读大学时阅读过她的作品。记得那时的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是要翻译一篇中国女作家的作品,我翻译的是冰心的短文《母爱》。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到了北京,自然很想见见我心目中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很快严先生帮我联系了萧乾先生与陈学勇先生,那次访问能比较顺利,主要是由萧乾从中牵线(他与冰心是多年的好朋友),我才有机会由陈学勇陪同,到冰心家中访问,真的要感谢严、萧两位前辈及陈学勇先生。

那次访问的时间,是1990年9月18日。冰心那时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里,房子很简朴,也不怎么大,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她是在书房接受我们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冰心养了一只白猫,我们在谈话时,它不时在地上桌子上跳来跳去。关于这次访问冰心,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台湾《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35期(1992年12月)上。

孟华玲拜望萧乾夫妇(右为萧乾,左为夫人文洁若)

沈:前两天我们在闲谈时,你说到了与“女兵作家”谢冰莹先生有缘,在台北还有一次“巧遇”,具体情况是什么?

孟:我说的有缘,是四十多年前,我在大学一年级刚学中文时,就读了她写的书,原因是我那时对有关中国的人和事都很感兴趣。有一天在书店,看到一本英文书名《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Girl》(《一个中国姑娘的自传》),我一口气就读完了,让我了解到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就是中国农村。那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母亲那么厉害对待自己的女儿,女孩一点自由也没有,我非常佩服这位中国姑娘的刚强,敢于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心里自然而然就非常钦佩谢冰莹了。。

1970年,我在台北台湾师大留学。有一天我在师大附近车站等候公车,身边站着一位瘦瘦小小老奶奶,穿着非常普通,看不出她就是师大大名鼎鼎谢冰莹教授。也许是我的外貌和体型与周围的人很不一样,她抬起头,一双慈母般目光看着我,让人感到亲切而又温馨,她问道:“你是美国人?”我回答:“我是澳洲人。”她听到我会说中文,立即笑了——那笑容我记忆深刻。后来我们又一起上了车,在车上我们还谈了一会,下车时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她就住在师大校内,热情地邀请我有空时到她家玩。也许是我当年年纪轻,没有社会经验,又知道她就是著名的“女兵作家谢冰莹”,更不敢贸然去她家了——因为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不敢去打扰她。女孩子嘛,总是不够勇敢不够大胆,白白地失去了与她见面与交往的机会,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沈:我也为你惋惜,多么好的一次认识机会呀。我听苏雪林对我说,1971年后谢冰莹就和她先生贾伊箴到美国定居了。谢冰莹是苏雪林的好朋友,她们两人在台湾师大中文系共事了好几年。但你在二十多年后,又不远万里,飞赴旧金山再去见谢冰莹先生,作了一次“迟到”的访问,与台北那次“巧遇”她的一面之缘有关系吗?

孟:有很大的关系。我没有想到上帝会这么眷顾我,我在失去了一次机会后,又赐给我一次机会。二十多年前,我认识的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在墨尔本,经她介绍与联系,我就飞到旧金山,去访问已经八十五岁的谢冰莹先生。

:那你们见面时,谈到了二十多年前在台北的偶遇吗?

:当然有谈到。而且先生还对我说,如果你当时能到我家来,我一定要你住在我家里,和有一个异国学中文的女孩子在一起,一定很开心很有趣,我们老年人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

沈:我读到过你访问她的文章,是很长的一篇《访问记》,好像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

孟:是的。那次访问我觉得机会难得,去了她家两回,谈了数小时。她住在旧金山圣母大厦的一座三层公寓里,等到要告别时,我还和她在楼下的长椅子上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日期是1991年8月8日。

孟华玲与“女兵作家”谢冰莹合影

(1991年8月8日摄于旧金山)

沈:你两次去她家访问,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孟:我觉得她是中国了不起的女作家,和其他同时期的女作家不一样。她一生坚强、独立、敢想敢干,也很勇敢,敢于奋不顾身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爱情、婚姻。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见面时,她紧紧握着我的手,很有力量,不像八十五岁的老人那样绵弱无力,这是她心里特别刚强的外露。

沈:我听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抗战期间曾给谢冰莹写过一封信,你访问她时,问过这个话题吗?罗曼·罗兰这位享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是在什么情况下给谢冰莹写信的?

孟:我们没有谈到这个话题。我这次访问的重点是要她谈谈她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创作以及她们那一代十几位女作家创作的特点,比如她就同我谈到有关陈衡哲、冰心、苏雪林、丁玲、黄庐隐、陆晶清、李曼瑰等人的创作。我对这些作家们在中国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吃了那么多的苦,还有那么强的意志力,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来进行创作,是非常钦佩的。

沈:谢冰莹先生与苏雪林在台湾相处几十年,又在师大共事,是亲密的好朋友。1991年4月苏雪林九五华诞前夕,她从旧金山到台南,与睽违二十的老友苏雪林见面,而且还写了一篇《为雪林姊祝福》的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我有一幅她们在苏雪林庭院中紧紧相拥的照片。作为相知的老朋友,她对苏雪林的为人、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有什么看法?

孟:谢冰莹对我说:苏雪林性格豪放,直率坦白,对人热情,但她一生婚姻不幸,到处颠沛流离,两次到法国留学,后来又来到台湾教书。她的脚缠得比我还小,走路颤颤巍巍,可以想象她一生的日子过得是要比一般人苦的。尤其是晚年照顾她的姊姊去世了,她十分孤独寂寞。她的创作不是简洁流利派,散文作品中喜欢用优美的辞藻和典故,中学生往往看不懂她的文章,不像我写文章,小学生都能读懂。苏雪林国学底子厚,读的书也多,她研究楚辞、唐诗及许多古代作家。我今天在你面前批评她,对她是一种大不敬,但毕竟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她就是听到了,也不会见怪的。

沈:你是不是因为这次美国之行,从谢冰莹处打听到苏雪林还健在,从而引起了后来去台湾访问她的想法?

:是的。我觉得苏雪林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不赶快去访问的话,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正好那时我申请到了去国外做研究的假期,就立刻到了台湾。我到台北后,林海音知道我要到台南去访问苏雪林,就对我说:苏雪林的话你不一定能听懂(笔者按:苏雪林说话是安徽与浙江混合的方言),交流起来有困难,她就联系到成功大学中文系秘书赖丽娟,请她陪同我去访问苏雪林。

1991年12月4日,我和赖丽娟到台南东宁路苏雪林的寓所,见到了我一直崇拜的苏雪林先生,她和我心中想象的一模一样,是一位慈祥温和的老太太。那天我问了她和二三十年代女作家们交往的一些情况。苏雪林见到我很高兴,送了我她不久前出版的书,有《浮生九四》、《遁斋随笔》、《苏雪林山水》画册及早先的一本名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她在每本书上都用圆珠笔签名,字写得很有劲,为避免雷同,分别写上“华苓小姐雅正”、“华苓小姐粲正”、“华苓小姐一笑”,可能她听赖丽娟介绍我名字时,把我的“玲”字,当成美国华文作家聂华苓的“苓”字了。从签名中,可以看出九十多岁的苏雪林的思维活跃是异于常人的。

孟华玲在台南访问苏雪林(1991年12月)

第三次访问 时间:2018年5月12日  

地点: 孟华玲住所客厅

沈:我刚才参观了你的书房,发现你的书橱里中文藏书很丰富,现当代主要作家的作品集,都有收藏,尤其是女作家的作品,如《现当代女性作家》、《二十世纪女性散文百家》、《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等。这些书有的是中国大陆的简体横排本,也有台湾繁体竖排本,可以说应有尽有,收藏这么多一定花了不少精力。

孟:我一直到退休都在买书。有的书是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买的,有的是在台湾买的,有的是跟三联书店订购的。

沈:现在有关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书,在书店已很难买到了。原因是当下阅读此类书籍的读者少了——除了一些做现代文学研究者外,其他读者无人问津。出版社不愿意出版此类书,是因为印数少,出版社赚不到钱。因此许多有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的书,特别是像苏雪林这些有争议的一些民国作家,你要想出版她们的书就很难。譬如我送你的《苏雪林笔下的名人》这本书,能得以出版——我是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签了初版可不支付稿酬的约定,才得以出版的,否则就出版不了。现在出版社关心的是出版一本书,能不能赚到钱。能赚钱的书就出版。这样就出现了那些所谓明星们的自传、那些娱乐化的、搞笑的、看完就扔掉的书,则大量地躺在书店的货架上。

孟:的确是这样的。

沈:澳大利亚也有这种现象?

孟:Yes。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专心而又在乎的是钱,只要赚钱,其他就不考虑。中国的出版界现在好像也是这样。我以前上课,曾经讲到中国现代文学时和学生说,大部分作家是支持共产党的,而且共产党也很重视作家作品在社会的作用,作为作家来说,你的作品受到重视,是应该感到很欣慰的。

沈:是的。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作家的作品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轮子。”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把作家作品的社会作用说得很透彻。

孟:那你看,在我们这里,澳大利亚政府并不觉得作家有什么作用,对于作家的作品并不在乎,你的作品写些什么,我们不去管,我们不在乎你写的是什么!

沈:这就是作家们所希望的创作自由化。

孟:但是中国政府在乎。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在乎,对不对?我不是说共产党这样对文学艺术的做法是对的,但至少能让我们了解到作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和背景是什么,他要给读者什么启示,这对促进文学繁荣是很好的。

沈:对。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繁荣,有两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作家和学术研究者,要不断有好的作品与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涌现,另一个是要有比较顺畅的出版渠道。出版部门不能仅仅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利益,为了出版社的利润,而忽视一些文学作品与专著的社会作用(即社会效益),而拒绝那些好作品及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资料价值专著的出版。如果能重视并做好这两方面的话——即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想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繁荣,一定会出现令人可喜的局面。

孟华玲近影(2018年5月于墨大)


作者简介:沈  晖,笔名“晓晖”,1944年生,合肥市人,1968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6年调入安徽大学,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12卷)的编纂,为该词典的主要编纂人之一。从事语言文字、古籍整理、辞书研究及苏雪林研究40余年,在两岸学术刊物发表语言文字、古籍整理及研苏论文40余篇。退休前为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研究员。主编《苏雪林选集》、《苏雪林文集》(4卷本)、《苏雪林学术论集》(11卷本),已出版《李白在安徽》、《黄山纵横谈》、《东莱诗词集校》、《文字生涯五十年》、《苏雪林传》、《绿天雪林》、《苏雪林年谱长编》、《苏雪林笔下的名人》等1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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