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我的父亲

2018-08-08 10:45   新安晚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二字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他好像从未喜欢过我,我也从未拿他当过亲人,总是用陌生的眼光看他,躲着他。

有关父亲所有的故事,差不多都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浏阳河边的一个村庄,定格在我短暂的童年。在那个偏僻俗气却又是四季分明的乡下,我就像一只胆小如鼠的兔子,父亲的一声断喝,常常令我两腿发抖,好像有什么祸事要临头。

父亲的个子不高,壮壮实实,却有一口又白又整齐的牙齿。听外婆讲,当初之所以将母亲许配给他,就是看中了他的一口好牙。父亲没有文化,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他一岁的时候爷爷就死了,随后奶奶也改了嫁,他是跟着老爷爷长大的。老爷爷自己就生有十三个儿女,根本没有精力去管他。为了挣钱养活自己,父亲十三岁那年就出去找活干,曾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扛树,他的力气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他的个子也因此没有长成爷爷一般的高大。

再后来,父亲就到百里之外的萍乡城找了份工作,母亲则带着我和三个弟弟呆在乡下。我至今不明白,父亲明明只有我一个女儿,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和弟弟们在一起时,他有说有笑;一见我,就变得沉默寡言。他脖子上常常骑着小弟,一手牵着大弟二弟去集镇上买零食,弟弟们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却只给我一颗小糖或一颗小枣。我委屈得躲到一边哭,他却哂笑我:“你是老大,好意思和弟弟争吃么?”于是,我就常常和隔壁邻居讲,我父亲重男轻女。我的敏感多疑令父亲十分恼火,于是就更加疏远了我。

父亲的单位离家只有一半的路程通火车,其余的路,他要步行,但他还是每个星期都回家一趟。那年月,乡下一般都是烧柴火做饭,买煤极其困难,父亲会隔段时间就推回来一土车煤。买煤的日子父亲是不能坐车的,他周六下午下班出发,用轱辘车推着煤,跋山涉水,须途经三座乱坟岗,走上一夜,第二天早晨才能到家。回家的时候他往往浑身大汗一脸疲惫,可我却无法感动,因为他一回家我就失去了自由。我怨他大热天光着脊梁坐在苦楝树下要我不停地给他打扇子,掐痱子;怨他晚上不准我出门,天一黑就逼着我睡觉。我多么希望出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霜冻的田野里疯跑,在月光下的晒谷坪上听老人讲古。我常常傻想,要是这辈子没有父亲,或是父亲永远不回家,那该多好。

父亲在家里脾气十分暴躁,一点小事都能暴跳如雷,在外面却又老实得像只绵羊。他怕许多人,如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所有的贫下中农,这多半因为老爷爷是富农的缘故。见到那些人,他总是满面堆笑,远远地就递上香烟;即便是那些人的家属来到我家,父亲也总是忙不迭地找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孝敬。平日,我们姐弟几个是不敢和贫下中农的孩子吵架的,只要一吵,不管有理无理,父亲都要抓住我们一顿死打。那时候,生产队每天晚上都要在我家隔壁的一间大屋里算工分,几盏煤油灯映着几十张男男女女的脸,看上去十分有趣。我和大弟喜欢凑热闹,也常常端一条小板凳坐在大人中间,听着记工员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那些社员的名字。有一次,大弟刚起身,板凳就被一个贫农的女儿抢走了;我帮着弟弟抢,弟弟则毫不客气地朝那女孩身上吐唾沫。这一下激怒了她和她的母亲,两人连骂带推,还喊来了我的父亲。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忘不了昏暗的油灯下父亲那张铁青的脸,他不由分说,一把抓起弟弟,高高地举起,然后狠狠地掼到地上。我吓坏了,拔腿就跑,拼命地跑,跑到老爷爷那间黑暗的屋子里,躲在老爷爷床头。没隔多久,外面的脚步声就很嘈杂地响了起来,我听见母亲疯了似的到处喊我,我却始终不敢出来,在那里躲了整整一夜。在那个漫无边际的黑夜里,父亲几乎变成了一个魔鬼,以至后来还常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

父亲的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贫下中农对他的宽容。在一个下雨天,大队书记带着一群人抬走了我家的柜子、箱子、桌子,终究没有躲过厄运。

从那以后,父亲回到家里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一天傍晚,他把我喊到菜田里拔草,桔黄色的夕阳懒洋洋地照过来,给手握锄头的父亲涂上了一层温柔的暖色。也许是那种温馨的画面感染了我,我忽然就想讨好一下父亲。我告诉他,有一天,大队书记不知为何跑到我家来串门,趁母亲不注意,一只手就伸向了母亲。当时母亲正在切菜,她用刀背在那人手上敲了一下,骂了一句“下流”。才讲完,父亲的脸色陡然阴沉起来,我预感自己又闯祸了。果然,这天夜里父亲和母亲吵了整整一夜,母亲哭着要去投河;父亲跪下了,抱着母亲的腿,也哭了,哭得都很伤心。我惘然不知所措,除了极度的恐惧,就是极度的惊奇。我不知道父亲也会哭,平日在我面前像山一样的堂堂男子汉,也有流泪的时候。以至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那唏嘘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一年之后,父亲突然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那一年,他三十六岁。父亲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出事的那天,他像平日一样从家里匆匆赶了一百多里路去上班。父亲是吊车司机,刚到单位就接到任务,要去几十里外的一个河坑里吊一辆卡车。在此之前,已经有两辆外单位的吊车去过,他们发现地势险要,不敢操作,扭头就走了。可父亲不敢走,明明知道翻下去的车有九吨,他驾驶的吊车只能在五吨以下操作,他还是冒险上了车。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和他的吊车也翻了下去。在场的人只听到了他出事前喊出的最后一声“不好!”

父亲躺在医院的太平房里,我不敢走近,躲在大人后面胆怯地看了一眼。他穿了一身当时最流行的黄军装,戴了顶黄军帽,这对因公殉职的父亲来说,恐怕是一种荣誉吧。

父亲以他惨烈的死,使母亲获得了一个城市户口,我们姐弟四人也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江南的这座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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